呼唤新时代的朗诵诗

在南联盟战火纷飞的土地上，人们不仅仅用防空炮火还击入侵者，还用诗，呼正义之声，喊和平之音，颂民族之魂。六月，在纪念俄国诗人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的日子，我们的艺术家用汉语和俄语朗诵这位伟大诗人的杰作。由此，我想到了中国的诗人，想到了当下中国文坛的诗——曾几何时，我们似乎丢失了新诗朗诵诗这样一种文学不可或缺的形式。

其实，作为泱泱诗歌大国，我们古代的诗，包括词、曲，原本都是可以吟哦、唱诵的。本世纪初，产生了中国现代白话诗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诗歌语言需要在词汇、句式上与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相应合，还因为，白话诗歌通过语言、格律规则的变革，为现代人朗诵造成便利，从这个角度说，白话诗是为朗诵而出生的。从抗战时唤起民众千百万的田间、光未然等人的诗，到建国后郭小川、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，无论是音韵铿锵的楼梯式，自由体加民歌，还是华美抒情的新辞赋体，都写得琅琅上口、可供朗诵。

诗人肯定希望获得最大范围的共鸣。显然，可以朗诵的诗远比案头之作具有更阔大通畅的传播途径，从而更有利于贴近民众。

首先，朗诵诗对于改变某类诗歌过于琐碎、奇诡、柔靡大有裨益。当前诗坛缺少风骨，缺少大气磅礴之作。诗人本应关注国之兴衰，民之冷暖，诗歌本可纵观历史，宏论未来。诗人在民众之中产生的书写欢乐远不是在小圈子中的击节所能取代。不能设想没有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”，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唐诗，不能设想没有“大江东去”，“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的宋词。那么，我们是否应该设想一下，在“吃饭以前有一杯碑酒喝，皮鞋是最新式的，晚上亲亲一个异性的嘴，苍蝇最好全部死光”的书写之中，当代诗坛是否会失重？当小里小气的喁喁私语，真真假假的反语彻底击毁“崇高”和“神圣”，“圣洁”和“美丽”，又有多少人愿意奉陪诗人去念叨“生活流的若干招式”，“病房意识”，又有多少人会追随诗人去“撒娇”，去“黄昏主义”？诗歌朗诵会上没有“大家”之声，大家就会弃座而去。

其二，朗诵诗有助于克服当前诗歌情感冷漠的通弊。有道是，情是诗歌的魂魄，而某些诗歌以“纯粹叙述”建构起诗的物象世界，走向所谓“冷抒情”、“反抒情”。诗人情感天地的荒芜冷漠和粗糙，使今日之诗既缺少发自肺腑，喷涌而出的豪情，也缺少细腻温婉，曲折抒来的柔情。姑且不论“世纪末是叙事的时代，讽刺的时代，喜剧的时代，私语化的时代”这样的提法是否准确，可叙事也罢，讽刺也罢，喜剧也罢，私语也罢，诗怎么可以情感缺失？怎么可以不投入，不呐喊，不激动，不与民众同哀同乐同喜同怒同悲同愤？一个诗人的情感零度不足道，一个群体的情感整体柔弱，何堪忧也。诗歌朗诵的氛围利于触发、激发、调动情感，朗诵是诗人与听众的情感互动。试想，朗诵的语境可以平稳如书写，平静如会话么？当然不能。语言仅保存其视觉功能、会意功能便易于流失激情，语言作为造型、会意，声韵的综合载体既诉诸于视觉又诉诸于听觉，则更利于倾注激情。作为语言自身的规律，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。

其三，朗诵诗有助于净化诗歌语语言的天空。它既可能改造现代派诗歌语言的艰涩，也可能纠正后现代诗歌语言的粗俗、粗陋。面对“把听得懂的话说得听不懂，把顺溜的话说得别扭”的诗歌，作孤傲状的读者和作高深状的评论家不时发出“皇帝的新装”式的夸赞，于是诗人晕晕乎感觉良好如“皇帝”。诗歌朗诵会却是另一回事，那是听众对诗人的现场亮分。请设想，耳畔回响着不知所云的生涩之辞，谁有雅兴频频喝彩？即便是装出十二分的耐心，也难免不昏昏欲睡。再说另一类在“冲击典雅”口号鼓动下的诗，它们或油腔滑调，或故作潇洒，或取厕所、小便、鼻涕入诗，以为由此可以造成“前所未有的亲切感，平常感”，以为这才是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真实生存状态的敏感。殊不知，语言污染不仅使汉语丰饶的表情达意功能变得苍白、单薄，甚至使诗歌成了语言的“垃圾箱”和“下水道”。因对现存文化秩序的困惑、怀疑和失望而去“反文化”，以立于高雅文化阵营的诗歌“反文化”，这本身就是悖论。果真站在亵渎文化的端点上，还会有诗吗？诗人不能不明白苏珊·朗格反复阐述的那个文学原理：诗是生活幻象而非生活本身。由此推导出：诗歌语言是诗人的筛选、加工和锤炼，而非世俗场景里的现场录音。我想，朗诵的情境，犹如给了诗人一块醒目的警示牌：不得于大庭广众胡言乱语，污言秽语！